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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海且海運又快又便宜,為何明清還要花天價修大運河運漕糧

2020-03-20  雨下云

    菠萝视频苹果版app轉載自歷史D學堂(lishi1600)

    菠萝视频苹果版app作者: 大型獅子

    道光己亥年(1839年)五月二十日的夜晚,辭官南歸的詩人龔自珍,路過淮安大運河畔,看到夜幕下一艘艘北上而去的運糧漕船。那碩大的船身在擁擠的河道上逆水而行,岸上一隊隊汗流浹背的纖夫,赤裸著上身,高喊著號子,聲音響徹夜空。

    這艱難而又雄壯的勞動場景,打動了詩人的內心,他想起在京中為官的日子,官俸祿米中的一顆一粒,是多么的來之不易啊,淚如雨下的詩人,揮毫寫下了一首詩:

    “只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



    上圖_ 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號定庵



    自隋唐以后,隨著江南的開發,雨水充沛的東南地區逐漸成為我國主要的產糧區域,而我國的政治中心處于北方,在京師有著皇親國戚、王公貴族,文武百官還有上百萬計的市井小民等著吃飯,故而朝廷十分迫切地需要把南方的糧食運輸到北方,這就是所謂的“漕運”。

    為了漕運,歷代統治者修建了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大運河的開挖和維護都是相當繁重的工程,運河需要貫通長江、淮河、黃河,各河流水文條件不同。為使運河貫通,需修筑復雜的水利設施。特別是黃河,黃河是一條地上懸河,要讓運河通過,必須要將運河河道墊高。黃河泥沙眾多,時常淤積運河,還時常耗費人工物力常疏浚。黃河一旦決口,一潰千里,運河也被迫阻斷,之后又必須投入巨大人財資源開挖。

    明代為保漕運,引淮刷黃,束水攻沙,不斷人為抬高淮河水位,通過運河沖擊黃河,結果最后導致淮河水位太高,漫過河堤,把著名的泗州城連帶朱元璋祖墳一起給淹了。



    上圖_ 明清時期天津興旺的運河漕運



    運河修建維護不易,運輸過程也十分耗時費力。如文章開頭所描述的那樣,運河不少河段水淺,大漕船逆流而上,需要養著數萬的民夫漕工拉纖,人力漕船行船緩慢,江南漕米運到京師,發霉變質有之。

    既然河運漕糧不是件輕松事兒,那為什么不采用海運呢?

    唐宋時候,都城在內陸,無法海運,這自不必說。但是明清的北京城離海并不遠。我們大可以在杭州、太倉等南方港口把稻米裝上海船航向天津。在天津下船的糧食,百里就到達京師。宋代我國的海船就頻繁與南洋中東往來,明初鄭和七下西洋,更是船帆遠行萬里。技術上海路運糧自然不成問題,為什么一門心思非搞大運河不可?為搞清原委,我們先從元代一統中原說起。



    上圖_ 元代行省 圖



    • 元代:海河并行,海運為主


    元世祖忽必烈統一了中國。元初的北方,歷經多年戰亂,一片殘破蕭條,急需南方向北方輸血。“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與江南”故,元廷在統一之后就著手準備漕運。

    元代開始借鑒前代的經驗,采用的方法也是開鑿大運河。忽必烈任用著名的水利學家郭守敬主持修筑運河,疏浚原先廢棄淤積的運河古道,開挖新河道。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修成了南迄杭州,北達大都,全長三千余里的大運河。

    大運河的開辟,促進了南北的交通,給北方提供了大量的糧食物資,但在運河還在修筑的過程中,漕糧運輸中間不得不要經過陸路中轉,耗費巨大,效率極低,“初,朝廷糧運仰江南。。。。。。勞廢不成。”“民不勝其悴”。

    于是,元朝就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開始試行海運,“運糧四萬六千余石,由海道入京。”經過幾次實驗,終于于至元二十八年,合并海運四府為都漕運府,形成穩固的海運漕糧制度。



    上圖_ 元朝大運河與漕運



    元代海運漕糧,開始時航路是從劉家港(今江蘇太倉),順長江而下,之后沿海岸線北上,開入今天津大沽口。但因為主要經過淺海,水淺灘多,行船緩慢,半年才能完成航程。于是1293年開辟了新海線,出了長江口后,繼續東行,直入外海“黑水大洋”到威海成山島后,再向西航向大沽口。“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只要十余天,比歷經數月的河運要快捷得多。

    海運漕糧不僅快捷,而且運糧巨大,安全性較高,在成熟階段,一年運輸的糧食有330萬石,總共運輸47次,運輸82917406石,中間損耗只有158258石,損失率只有0.19%。

    于是,快捷方便的海運就和河運一道成為了元代漕運的主要方式,而且是以海運為主,河運為輔。后來中原江淮爆發了紅巾軍起義,運河徹底阻斷,運輸全部靠海,元朝廷趕緊不惜代價招安張士誠,方國珍,保障海路安全。張、方代理海路運輸,從中撈取了不少好處,后來張士誠、方國珍被朱元璋收拾掉。元朝也差不多壽終正寢了。



    上圖_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 明代,廢除海運,專搞運河


    明朝初年漕運方式延續了元代河海并行的模式。但由于都城在南京,所以北運漕糧主要是供給北方戍邊的軍隊使用的,而且朱元璋就搞軍屯制度,讓軍隊自己種地生產糧食,所以海運漕糧的規模大大減少,一年只有40-80萬石左右,只有元代的規模的一小部分。

    到了永樂年間,皇帝計劃遷都北京,對于漕運的需求量急劇上升,朱元璋留下的那幾條海船根本不夠用。永樂九年(1411年),山東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書,疏浚擁塞的運河故道會通河:“浚而通之,非唯山東之民免轉輸之勞,實國家無窮之利。”對于開惠通河的建議,整個山東的官員,都積極地推動,因為這樣可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拉高GDP好幾個點。

    在一片高漲的呼聲下,永樂皇帝批準了工程立項,1412年會通河通航。朝廷發現運河通暢可以綽綽有余地解決北京糧食供應問題,于是就在1415年宣布停止海運漕糧,全部采用河運。



    上圖_ 朱棣(1360-1424),即明成祖,永樂皇帝



    自此以后到晚清400多年的時間里,河運徹底替代了海運,但在河運進行過程中,各種弊端逐漸顯現出來:成本高,運輸慢,受洪澇災害影響。故而斷地有人提出來恢復海運。如明孝宗時的丘濬,就認為河運不僅耗費人丁物力,而且是系全國咽喉命脈于區區一條運河,元代的經驗已經成功證明了海運又便宜又安全又可靠。但是他的建議被眾多言官以海運危險,風險不可控制的理由反對而不能通過。

    到了明穆宗隆慶年間,因為運河年年都修,屢修屢壞,又有王宗沐等人提議搞海運,于是在內閣首輔的支持下,頂住滿朝“海運天波難防”的壓力,于隆慶六年(1572年)開始了一次海運試運行,可惜運氣不佳,試運的海運船隊,在山東福島等處遭到颶風,損失船只十艘,損失糧食五千石。攻擊者又占了上風,說:“河道可靠經常”而海道是“畏途”。

    正好這時,高拱被張居正排擠下臺,海運沒有了后臺支持。而張居正任用著名水利專家潘季馴治河,河運的環境好了很多,海運很快就下馬,河運的地位又得到了鞏固。



    上圖_ 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



    • 清代:延續明法,道光開海


    清朝延續了明朝的河運一支獨大的漕運方法,但河運的中的種種問題,也一直困擾著清政府,康熙皇帝上朝時候,在大殿里就立著三塊大牌匾,寫著三件最要緊的事“削藩”、“治河”,還有就是“治漕”

    由于河運積弊甚多,清代康熙到嘉慶的兩百年間,也有不少人提出搞海運,皇帝也時常下詔討論海運。但受反對者甚多,主要理由如嘉慶時兩江總督靳保在奏疏《海運不可行十二事》中所說的,海運要造大船,耗費大量國家錢財,海路極其艱險,路上容易遭遇不測,海運需要派海軍護航,興師動眾;海運以后,幾十萬內河漕兵的生計無法保證。在一眾輿論的反對下,皇帝也只好作罷海運。



    上圖_ 道光皇帝,根據關喬昌先生的一幅水彩肖像畫繪制,取自拉葛蘭先生的收藏



    到了道光五年(1825年),運河又堵了,被治河搞得心力交瘁的道光皇帝終于下定決心要搞海運了,這時朝中反對聲音也不少。但這次,優柔寡斷的道光皇帝居然乾綱獨斷了一回,令江蘇巡撫陶澍租用商船試用海運。

    終于在道光六年,完成了163萬石漕糧的運輸。海運速度快,成本低,朝廷嘗到了海運的甜頭,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海運漕糧成為常例。進入近代后,海上有了蒸汽大輪船,內陸又通了鐵路,南北物流變得便捷,不需要如原來那樣搞大規模漕運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停辦漕運,中國千年的漕運史就此結束。



    上圖_ 古代的漕運景象



    • 海運比較河運,真是又快又便宜,但為什么在明清始終難產呢?


    我們從明清群臣對海運的一片反對聲中看出端倪:

    首先,是大陸農耕文明對于海洋的敬畏。

    我國是一個農業為主的國家,儒家思想又不斷地強調以農為本,人民要好好種地,老實本分。封建統治者又把農民深深地給束縛在土地上,排斥商業。

    大家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式:海洋是充滿危險的,是不安全的,以海洋為生的漁民海商,多半是賊,是海盜,會影響封建統治秩序,瓦解農業社會。所以盡管元代海運成功說明了海運安全可靠,但是明清的士大夫依然認為海運危險異常。



    上圖_ 明朝《倭寇圖》中的明軍和倭寇 形象



    另外,明清兩朝也確實存在著來自海上的不穩定因素

    明朝海上倭寇肆虐,明末開始又有西方殖民者虎視眈眈,清初鄭氏集團盤踞臺灣,海上又有反清復明的勢力。這些政治因素,使得朝廷不敢把漕運這一國家命脈交給茫茫大海。

    河運的相關利益集團也阻礙著海運的進行。

    朝中有大量的河道官,疏浚運河對他們來說既是升官的政績,又是從中貪污腐敗撈銀子的機會。運河漕運養活了數以萬計的漕兵,也帶動了運河兩岸經濟的發展,靠河吃飯的人不計其數。如果河運蕭條,不知會砸了多少人的飯碗,給社會帶來多大的不穩定因素。

    所以海運的不興,其實和海禁一樣,體現的是封建統治者,面對新機遇和挑戰時,求穩求安的退縮思想的體系。這種保守的思想不僅影響著漕運,而且影響了整個中國的社會進程。

    參考資料:
    【1】《元史》、《明史紀事本末》
    【2】《論明代漕糧海運、河運之爭》.王丹妮.遼寧師范大學 2018
    【3】《道光初年漕糧海運研究》.倪玉平.(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 2000
    【4】《從海洋走向運河:明代漕運方式的嬗變》.李德楠.(聊城大學學報) 2012.1
    【5】《元明時期的海運與海禁》.朱子彥.(濟南大學學報 (社科版)) 2018.1
    【6】《“河運”還是“海運”——明代漕運方式的嬗變及思考》.付海月.(黑龍江史志) 201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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