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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齋 | 讀《知堂回想錄》(十六)

2020-03-25  明日大雪...


中國傳統的耕讀世家中,最為講究的就是忠孝二字,嘗有名聯云:“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時至今日,我們行走在中州大地或江南水鄉的諸多古鎮的街衢上,這樣的或類似這樣的對聯,都能在或高或低的油漆斑駁的門樓兩側隨時看到,頓時令人心旌搖曳,情感熾熱。當然,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歲月的推移,農耕時代所賦予其中的文化內涵,也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而發生巨大的變化,比如“忠”字,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家天下”時期,忠的對象只能是皇帝與皇朝;到了民主社會與共和時代,忠的對象則理應是國家、人民和薪火相傳的優秀文化。不過,并非所有的傳統文化和價值取向都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的,有些普世的價值觀也確實需要堅守與傳承,譬如“孝”道,雖然傳統的“二十四孝圖”所描繪與標榜的“愚孝”,已經被現代文明所摒棄了,但是,對于含辛茹苦地生養自己的父母以及善待自己的長輩,真誠地感恩與盡其所能的侍奉,還是應當長久地存留于天地之間的。否則,焉得為人?
 

      
魯迅、知堂兄弟,對于其父親是恪盡孝道的,這有他們自己的文章和時人的記載為證,別的且不說,僅兄弟二人為久病的父親苦苦尋找“原配的蟋蟀”等罕物作為藥引一例,就足可證明他們孝敬父親的苦心了,套用一句古語即是“天地可鑒,人神共賞”。可惜其父命薄不壽,年僅三十七歲就故去了,最終沒有享受到兒子的供養之福。相比之下,其母親魯太夫人就幸運得多了,雖然她也遭受過戰亂動蕩的不幸和兒子失和的變故,但是,總也算衣食無虞,生活平安,精神愉悅,得以壽終。
魯迅對于母親是非常孝敬的。這不僅表現在對于母親生活的細致照料與情感態度的恭順尊敬,還在于對母親精神生活的關心與撫慰,而后者則更為難得。魯迅到北平赴任教育部僉事后,為了將母親接到身邊,以便全家團聚,朝夕相處,陪侍在側,樂享天倫,便四處尋找合適的房產,且親自監工修繕,又設法購置家具,待一切完備后便立即回到故鄉,親自將母親接到京城居住。他與知堂失和后,自己主動搬出八道灣十一號宅院,另尋宮門內大街安家,剛一消停,又將母親接來同住。及至后來他遠走南方,也不時回京請安,問疾賀壽,每月按時匯寄錢款,供母親衣食零用。更令人動容者,魯迅病逝后,其夫人許廣平仍然遵照前例,按時匯款,以盡孝道,直至她被日軍逮捕,身陷囹圄以后,自顧且不暇,才告一段落。對此,時人荊有麟先生曾回憶說:“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和憎惡,并不是違反了人性,對母親有何不敬,先生的家庭中,常年四季,無論什么時候,都能從老太太房中,拿出各色各樣的點心、水果,或者其他零星食品。而且都是先生親自在街坊買來的。這可見先生對母親的敬愛了。”(孫郁  黃喬生主編《魯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荊有麟是魯迅執教北平世界語專門學校時的學生,其間常向魯迅請教寫作與翻譯等問題,頗有交往,過從甚密,此事乃其親眼所見,當屬信實之言。
還有一位名叫王志之的北師大國文系學生,在其專著《魯迅印象記》中還記載了一個細節,同樣生動感人。那是1932年11月間,魯迅自上海回北平探望母親,王志之代表北師大學生邀請魯迅前去演講,他到宮門口大街魯迅家中接人時,看到了這樣的一幕:

        九點以后到了宮門口,我們被領進了那間“雀籠”(注:即魯迅寫作兼居住處),老頭子(注:當時學生對魯迅的昵稱)正在穿衣服,……一支燃了一半的紙煙放在桌沿邊,一股輕煙裊裊地在那干燥的悶熱的空氣中繚繞。
        “我們就走吧?”
        他很快地把衣服穿好,在桌上拾起一個空的紙煙盒,把那筒美麗牌的紙煙抽出來塞滿了一盒。
        “走吧。”
        經過那條過道,他在左邊那間房門口站住了。
        “媽,我走了,至多一兩個鐘頭就回來了。”
        我們這位老頭子好像小孩兒一樣,那么恭順地在那兒靜候他母親的囑咐:“好,快些回來,這樣大的風。”
        那位慈祥的母親,比她的兒子還要矮小。(引文同上)

母慈子孝,場面如繪,歷歷如在目前。此時此刻,每每給人以嚴酷冷峻的印象、著文則如投槍匕首般的鋒利、號稱對敵人絕不寬恕的魯迅,在母親面前竟如羔羊似的溫順,這既出人意料之外,細思之又在情理之中。因為,愛恨情仇是之于一個人的情感的兩個方面,對于敵人的恨與仇有多切多深,對于親人的愛與情則也會有多厚多真。往往表面愈冷而內心愈熱,一片赤誠,毫不做作。
   

    
傳統文化中,又將孝道區分為三種境界,其一是“養之”,其二是“敬之”,其三是“樂之”。三者之間,“樂之”最難。因為,滿足一個人的精神需求,讓一個人能夠時時獲得精神的豐盈與愉悅,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對于母親,魯迅做到了。魯迅的學生荊有麟在其回憶錄《母親的影響》里曾寫道:“在當時儉樸的生活下,以先生之所入,供給家庭,是頗有余裕的。因此,老太太也不必像以前一樣勞作了。但老太太是認識字的人,又閑不住,便設法搜集中國的舊式小說看,越看越有癮。后來,竟成每日的功課了。……頂多一星期,便會聽老太太說:‘大,我沒書看了。’于是魯迅先生便得忙著到處找,有時,雖然買到了,而老太太卻說:‘大,這本書,我看過哉。’于是,還得再去找。因為老太太要看小說,先生家里的藏書,中國舊小說,就特別地多,而先生又是過于勤勉的人,凡為老太太買的書,他必先看一遍,因為據先生講:‘老太太看書,多偏于才子佳人一類的故事,她又過于動感情,其結局太悲慘的,她看了還會難過幾天,有些缺少才子佳人的書,她又不高興看。’”(引文同上)據載,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出版后,一時影響巨大,吳曙天女士曾將此書推薦給老太太看,并“指明《故鄉》一篇特別好,老太太馬上帶起眼鏡,去讀《故鄉》。《故鄉》一讀完,原書交給吳女士,還說:‘沒啥好看,我們鄉間,也有這樣的事情,這怎么也可以算小說呢?’說得在座的人都笑了”(引文同上)。為了滿足母親閱讀的愿望,不僅親自去買書淘書,而且事先還要閱讀一遍,覺得是合乎母親的欣賞口味的,再及時呈奉上去,供母親消遣,這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之所以難能,方顯其可貴。相比之下,知堂就顯得略遜一籌。因為,據荊有麟記載,“老太太初到北京,是住在西直門八道灣。那時先生的二弟啟明(注:即知堂)尚與先生同住,故老太太的讀書責任,便由他們兄弟兩個負,魯迅先生代老太太到處找書看,啟明也代老太太到處找書。待后,弟兄兩個分居,而啟明又不愿見老兄,竟連老太太也不來看了。于是老太太的讀書,便由魯迅先生一個人負責了”(引文同上)。
   

    
雖然如此,知堂對于母親也可以說是盡了孝心的,雖然在熱誠方面較魯迅有所衰減,但亦有其可圈可點,值得稱道之處。讀《知堂回想錄》可知,魯迅生前,知堂每月付給母親十五元零用錢,以示孝心;魯迅歿后,知堂每月付給母親五十元生活費,也不曾拖欠。母親到北京后,患了腎炎,醫生說除了堅持服藥外,還須多吃西瓜便于利尿;夏天里吃了許多西瓜,果然見效,可是秋冬季節就沒有西瓜吃了,知堂夫人信子女士就采用煎熬西瓜膏以便保存的法子,使得母親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終于治好了腎炎,這雖然是信子的功勞,但也有知堂的苦心。另外,知堂對于母親的生日也是記掛在心的,他回憶道:“先母的誕日是照舊歷計算的,每年在那一天,叫飯館辦一桌酒席給她送去,由她找幾個合適的人同吃,又叫兒子豐一照一張相,以作紀念。”(《知堂回想錄》之一八一)盡管不像魯迅生前一樣,會親自張羅并陪侍母親,讓母親歡天喜地的度過壽誕,但對于生性懶散且一向自惜自憐的知堂來說,能夠想到并做到這些,也算是不錯的了。當然,最讓知堂津津樂道的,是1943年4月22日母親去世之后,他為母親大殮、致祭、開吊以及安葬于北京西郊板井村私家墓地一事,僅購買墓地、購置壽材、接待賓客等,就花費了一千多元,非常的隆重排場,為母親贏得了諸多哀榮。事后,他又親自撰寫了《先母事略》一文,給予母親平凡而又勤勞的一生以簡潔的記述,給予母親“和易”“有時也很強毅”的個性以高度的評價,給予母親對周氏兄弟的撫育培養之恩以誠懇的贊頌。按理說,這些都應是長子魯迅的義務與責任,不幸的是魯迅于七年前已經逝去,墓木已拱,徒喚奈何。
 

      
不過,對于此事,也有不以為然者。譬如,當時和周家過從比較密切的俞芳女士,曾撰寫有《談談周作人》一文,她就毫不客氣地說:“太師母逝世后,周作人為老母大辦喪事,用去了許多錢。這是他講排場、擺闊氣的表現,與一生飽經風霜的死者太師母是毫無關系的。”(孫郁  黃喬生主編《知堂先生》,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于此,借用魯迅的話講,我們就不必要用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他人了。凡事多存善念,也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     這是“HN野菠蘿”推送的第159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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