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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三件明青花凈瓶與相關的明代佛教政策

2020-03-29  鯉城書人
一、關于三件青花瓜棱凈瓶
恰逢2016年底,拍賣市場上出現了兩只明代青花纏枝紋瓜棱凈瓶,與《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紅(中)》(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收錄的成化青花纏枝紋瓜棱瓶形制相同,均為竹節式長頸(頸中出一棱,竹節為兩節),豐肩,腹部下收,圈足外撇,為佛前供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所錄成化青花凈瓶(高27.8cm,口徑4.3cm,足徑6.7cm)主體紋飾為頸部與腹部的纏枝寶相花紋飾,口沿處海水紋飾,肩部與足墻飾勾套海石榴紋,青花發色淡雅,胎質細膩純白,所繪青花紋飾為成化時期典型的雙鉤填涂,色彩柔和,筆法流利。但就凈瓶整體風格而言,明顯為承襲永樂一朝而略有變化(英Eskenazi有藏永樂凈瓶)。
故宮舊藏成化青花凈瓶
Eskenazi藏 明永樂凈瓶
此次拍賣市場上的兩只青花凈瓶,其中無年款一件(高27.5cm)較《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所錄成化器青花發色濃重,而青花紋飾描繪技法均與《大系》中成化器相同,以纏枝寶相花為主體紋飾,輔之海水、海石榴紋飾,紋飾描繪亦為明顯雙鉤填涂技法。就瓷器本身紋飾風格而言,成化、弘治二朝極為相同,歷來有“成弘不分”的說法。若從其他方面考量,成化一朝憲宗在位二十三年(1456—1487),弘治一朝孝宗在位一十八年(1488—1505),皇帝的在位年限不同。而從明代御窯廠燒造情況來看,《明史·食貨志》既有“成化間,遣中官之景德鎮,燒造御用瓷器,最多且久,費不貲”,而依據《明史》、《明孝宗實錄》及《大明會典》等文獻,弘治年間多有“停工”或“量減”的記載。如,“冬十一月甲辰,停工役,罷內官燒造器”(《明史·孝宗記》)。故此,從憲宗、孝宗的在位年限,御窯廠的生產狀況來看,該件青花纏枝瓜棱凈瓶屬成化器的指向更大。
明成化凈瓶(北京保利秋拍 Lot5224)
縱觀明代官窯制瓷,發展至成化年間,瓷器表面繪畫淡雅幽婉,輕盈秀雅,可謂明代瓷器自永宣以來的又一高峰。而此件青花凈瓶雖屬承襲永樂的風格,但不同于永樂蘇麻離青的纖細紋繪,體現出成化時期青花紋飾的淡雅特質。成化期間器物普尺寸小,多圓器,而此件瓜棱凈瓶的尺寸大小及分段模印銜接的成型難度,均可為成化期間青花瓷器珍品。
此次拍賣市場上的另一只青花凈瓶(高26.7cm),曾著錄于日本繭山龍泉堂1976年出版的《龍泉集芳(第一集)》中。該瓶紋飾內容、布局與上述兩只凈瓶均相同,唯圈足內側落有“大明萬歷年制”六字楷款,款字為六字一行橫寫。細看該件器物的造型及紋飾,其精細程度較前兩件器物還是略為遜色,且青花紋飾的繪畫較成化朝器物有所草率,卻與萬歷時期畫工整體風貌相符合。從青花發色來看,該件凈瓶青花顏色較為明快悅目,按照萬歷時期青花發色特征判斷,該件凈瓶所屬時代可能不晚于萬歷中期。就萬歷朝瓷器的整體風格而言,該時期的紋飾內容多沿襲嘉靖時期以道教紋飾為主的題材,而該件凈瓶仍承襲明初永樂凈瓶的規制,顯得殊為特別。
明萬歷凈瓶(北京保利秋拍 Lot5105)
除上述三件青花瓜棱凈瓶外,另有于1982年12月于景德鎮珠山出土的“永樂仿龍泉釉凈瓶”(參見《景德鎮出土陶瓷》圖版201)為已知明代最早凈瓶。上述三只青花纏枝紋凈瓶與永樂仿龍泉釉凈瓶在頸部均為竹節狀出棱,依筆者推測,若將考察視野上溯至更早,在唐、五代及宋既有佛教凈瓶,在頸部均有出棱,且肩部有流,而此時的頸部出棱為便于把持之功用。這一時期范圍的凈瓶材質有金、銅、陶瓷等不同材質,在陶瓷制作的凈瓶中,由唐及宋,南北窯口亦均有生產。而此種凈瓶在器型的衍變過程中,其陳設功能逐步大于使用功能,肩部流逐漸取消,頸部形制也逐漸向竹節狀審美過渡。因常置于觀音像一側,又稱“甘露瓶”。如《萬歷野獲》中載“今上與兩宮圣母建慈壽、萬壽諸寺”中的慈壽寺,其《敕建慈壽寺碑》的觀音像旁邊既放置有凈瓶。北京地區明代法海寺壁畫水月觀音旁邊放置有凈瓶,均可佐證凈瓶在明代作為陳設性器物的功能。類似該種形制的凈瓶在清代雍正、乾隆官窯斗彩器中亦較為多見。
二、相關的明代佛教政策
明朝建國之初既有太祖朱元璋明確了以儒道為主,而釋道二教作為“神道設教”的重要輔助手段的治國方略。縱觀洪武期間(1368—1398)的佛教政務,初期既先后設立了“善世院”和“僧錄司”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同時,完善了僧人的戶籍制度及考核制度等等。如《大明律》中,“若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罪。寺觀主持,及授業師私度者,與同罪,并還俗”、“凡寺觀庵院,除現在處所外,不許私建增置”。在佛教寺廟管理方面,也有著歸并天下寺院的舉措,總體來看洪武期間的寺廟修建不及歸并的多。洪武時,佛教作為“神道設教”輔助手段的政策執行果決。
永樂年間(1403—1424),在佛教政務方面,成祖皇帝托徐皇后做出一部《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并序,頒于當世。當然,這里也有成祖為其“靖難之變”尋求說辭的成分在。在徐皇后死后,成祖的三個兒子(太子、漢王、趙王)分別為該部經作序,序中就有關于“神明協禎”及“以兆至治之盛”的方面。永樂二十二年,重建南京長干寺舊址,并賜名大報恩寺,以為太祖及馬皇后祈福。永樂五年,成祖頒布的圣諭中雖有“行腳僧人受戒,依善知識處結壇說戒……任他聚眾教化善法,如朕親臨”,但同樣是在永樂五年,江南有私自披剃為僧者一千八百人,發配邊塞(《抄本明實錄》卷四十八)。成祖皇帝曾要求禮部大臣,百姓們要耕地種田,從事生產才能贍養父母,并交納稅賦以供國用。可僧人白白坐吃不生產,對百姓國家何益?國家度民為僧,舊有禁令,違者必罪(顧炎武《日知錄集釋·日知錄之余》)。可見,永樂期間的佛教政務,無論是皇家頒布的佛經、修建的寺院,或是對民間佛教活動的陟罰,都無疑出于穩固政治統治的用意。
明初的洪武至永樂年間,皇帝對佛教政策的舉措是亦揚亦抑,總體來說,通過寺廟、僧人的管控,將佛教作為了輔助入到治理國家的有效手段。正如后世萬歷間戶部主事沈榜于《宛署雜記》中的評述:“有如我二祖(太祖、成祖)神圣,超越古往,更為之(釋、道)綱紀其徒,表觀授符,俾與吾儒鼎雜立處,若然一家 …… 蓋吾道之所以治也,惟德與禮爾,即刑政,固下乘也。若彼愚夫愚婦,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輪回之說,驅而誘之,其不入井者幾希。辟之倔強小兒,揖讓之、撲責之、類號啕不顧,而投之嗜果,靡不惟命!二氏之神道設教若此,而謂不足助吾法制之不及耶”。
洪熙至宣德間(1425—1435),在佛教政策上基本貫徹前朝舊制,寺院及僧侶的數量未有所激增。
在正統、景泰、天順的近三十年時間中(1436—1464),正統末年,英宗寵信王振,王振佞佛,惑于英宗,每年請英宗度僧一次,并在寺廟修建方面,役使軍民,費物料鉅萬。景泰年間,代宗在僧人、寺廟數量方面未能進行有效的控制,而英宗復辟后,寺院的修建變更為積極,在《明史》中可以尋到記載,這段時間,出家人數“累百千萬”,而寺院數量“滿遍京邑,所費不可勝記”。
成化間(1465—1487),多佛教的崇尚已成風氣并日益加重,據當時禮部尚書周洪謨言事,其中提到“成化十七年以前,京城內外敕建寺觀至六百三十九所,后復増建,以至西山等處相望不絕。自古佛寺之多,未有過于此時者”。周洪謨所言雖是寺、觀并舉,亦有道家觀宇,但佛教寺廟數量仍可見一斑。周洪謨的這道文書作與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同年三月,南京吏部尚書陳俊等諸大臣言事,亦有“兩京寺院,增加數多,宜嚴禁私建及請寺額”的要求(參考《明憲宗實錄·260卷》及《明憲宗實錄·263卷》)。而明代倪岳的《止給度疏》(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卷77)及馬端升的疏(王弘《山志》初集卷4)中給出的數字參考,成化時期的僧道寺院已達到50萬之多。可窺,成化一朝佛教寺院的數量及規模或許達到了一個空前的程度。但有意思的是,成化六年,翰林院修編請禁絕修建寺觀時,憲宗以祖制如此為由,未予采納(《明憲宗實錄》)。可見,雖然成化期間的寺院修建、僧道人數的數量業已時空,但對于佛教政策的基本態度,還是能夠“恪守”祖制的。
弘治間(1488—1505),孝宗節儉,執政廉明,其即位期間,多次申明禁止寺院奏討賞賜,地方之上,亦照辦執行。但有都御史馬文升等官員上疏奏請拆毀天下寺觀時,孝宗仍舊選擇維持“祖宗舊制”(《明孝宗實錄》)。整體來看,在孝宗執政期間寺院的數量還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正德期間(1506—1521),整體來看,民間確實有禁止修建寺觀的政令執行,但京師之內,帝王還是隨意修建寺院。不過武宗皇帝對藏傳佛教尤為崇信,甚至到了荒蕪朝政的地步。嘉靖、隆慶期間(1522—1572),因皇帝自身崇信道教而排斥佛教,使得嘉靖期間佛教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通過《明世宗實錄》記載,嘉靖十年、嘉靖十五年、嘉靖二十五年,既有準奏改寺廟為官辦學府,毀皇城內大善佛殿,對佛事活動進行抑制的事件。
至萬歷間(1573—1620),除太后本人甚好佛教外,神宗本人也有替身代其出家(沈德符《萬歷野獲編》27卷)。由萬歷十八年禮部侍郎黃鳳翔言:“竊睹都城內外,祠廟寺觀,金碧熒煌,堂宇壯麗,詢諸道路,皆曰內帑所捐金也。而遠方梵剎之供奉,歲時齋醮之禱祝,亦復頻繁。臣愚謂其捐茲厚費于冥冥,孰若寬此一分于民命”(《明神宗實錄》),萬歷中期,僅南京既有大寺一百六,最小者不與的說法(朱國禎,《涌幢小品》,中華書局,1959年),至萬歷四十三年,仍還在普陀山修建鎮海寺。而萬歷間重新修頒的《問刑條例》中,卻對百姓出家的年齡、條件再做出限制,并嚴明了對違者的責罰(《釋氏稽古略續集》,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從此,可以看出即便萬歷間皇室對佛教的態度、寺廟的修建及佛事活動的規模都談不上有效的控制,但從《問刑條例》的頒行中仍可看出對明初佛教政策在態度上的遵行。
三、結論
由此,可以看出明初制定以儒家學術為治國核心,而釋、道二教作為輔助手段的方針,所謂“神道設教”,在洪武至宣德期間,均有較好的執行,至正統晚期開始。對佛教“神道設教”的政策開始失控,至成化間,甚至對佛教道教的崇信持放任態度,之后的明朝中晚期,該局面亦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雖是如此,明朝的多數皇帝中對釋道二教的基本態度均能與建國之初既定的“神道設教”方略相一致,雖然從明朝中期開始,對佛教僧眾寺院的的建制已基本失控,但從歷任皇帝的批奏中仍能看到因循“祖制如此”的立場。并且,在歷代士大夫階層中,都在堅持著明初既定的以儒學為治國核心的政治理念,特別是新皇帝繼位之時,都會上書皇帝,奏議控制甚至裁減僧寺數量。
而本文談到的青花纏枝紋瓜棱凈瓶,其規制明顯承襲永樂時期風格。故宮舊藏凈瓶及本次拍賣市場中流通凈瓶,其青花描繪、胎釉均符合成化—弘治間特徵,但這一時期的青花紋飾已轉向圖案化,筆觸纖細。而該兩件凈瓶的紋飾明顯與永宣時期兩方連續式的纏枝紋相似,且器物整體紋飾為分層布局,與元末明初瓷器的多層紋飾相近。
帶有萬歷紀年款的青花凈瓶,其紋飾內容、布局亦明顯承襲永宣時期特徵,唯其青花描繪的精細程度,以及琢器成型的規整程度,均與嘉靖萬歷時期的瓷器風貌相一致,較明中期之前的瓷器精巧不足。
對比故宮舊藏成化凈瓶及本次拍賣市場上流通的兩只凈瓶的傳承與變革,結合明朝歷代皇帝對明初所制定“神道設教”在態度上的遵照與認可。可見這三只凈瓶的制作生產,均聯系著幾代皇帝對明初既定佛教政策在基本態度上的遵照。
(參考文獻略)
(本文原載《北侖文博》2017年第1期 總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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